     大钊同志少年读书的时代，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，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，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的时代。当时的中国，濒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，国家存亡、民族存亡的问题，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。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，“陵轧黔首，残毁学术”，“抑塞士气，摧折人权”，“口谤腹诽，诛夷立至，侧身天地，荆棘如林”②，使得民怨沸腾，民不聊生。正如大钊同志在日后的文章中说的：“空山已无歌哭之地，天涯不容飘泊之人”。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。先进的分子，“相率奔驰，昭揭真理之帜，以号召俦类，……掷无量之头颅、骸骨、心思、脑血，夙兴夜寐，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，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”；③而他们的声音愈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。大钊同志的家乡一带，由于外出经商的人多，消息比较灵通。幼年时，他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等痛心的历史故事。五岁上，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。十一岁那年，爆发了义和团运动，冀东各地也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。不久，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，占据了昌黎、滦州等地。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，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，在大钊同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     在大钊同志的家乡，大地主、大商人残酷地剥削农民，阶级分化也日益加剧。全村七千多亩土地，绝大部分掌握在几家地主手里，加以连年天灾，更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。大黑坨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“线串黑豆场街卖，河里杂草上戥盘。”

     大钊同志看到了这一切，心中充满了疑问。他常向老师问道：“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？”“为什么穷人没饭吃、没衣穿？”问得老师也无法回答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憎恨帝国主义侵略者，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，憎恨腐败的清朝政府。十三岁时，听了老师黄玉堂讲太平天国的故事，他就激动地说：“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，推翻清朝皇帝！”

     虽然，祖父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，他却沿着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道路前进了。他决心发愤读书，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，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。正象后来他在《狱中自述》里回忆的：“钊自束发受书，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。”

    在永平府中学，大钊同志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，常常和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。他热烈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，贪婪地读着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著作，几乎手不释卷。

    在永平府念了二年书，祖父去世了，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。大钊同志原想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，这时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，还面临着失学的威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井家坨的财主宋举人有意笼络他，派小车来接他去，表示愿意资助他到外埠升学。但是，大钊同志断然拒绝了。事后，他对表姑说：“宋某做官来的钱不正，这些人的钱都不是好来的。我就是不念书，也不用他们的钱！”他终于依靠着夫人的支持，“辛苦艰难，典当挪借”，④到天津求学去了。

    一九○七年夏天，大钊同志与两三个同学一起，到天津报考学校。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：北洋军医学校、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大钊同志不喜学军医；考银行专修所虽被录取，但他认为“理财致个人之富，亦殊违我素志”。⑤一心期望着为祖国寻找出路的大钊同志，“感于国势之危迫，急思深研政理，求得挽救民族、振奋国群之良策”，⑥决定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

     此后，大钊同志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六年，学习法政诸学和英、日语。那时，称为“新学”的资产阶级文化和“旧学”的封建文化间的斗争，正在日益开展。大钊同志比较广泛地接触了“新学”，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孕育着革命的志向。

     少年时代的大钊同志，刻苦学习，积累了渊博的学识；追求真理，焕发着“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”的爱国思想，这就为他一生壮丽的革命事业种下了根苗。